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翻譯對促進文化交流、科技發(fā)展、思想啟蒙和社會變革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玄奘、徐光啟、嚴復、傅雷等一大批杰出的翻譯家，順應時勢、勇于擔當，為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發(fā)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在新的歷史時期，在中華文化走出去的宏大語境下，翻譯又面臨著傳播中國文化、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的莊重使命。新時代的譯者應該如何履行這種歷史使命？寧波大學辛紅娟教授等人的著作《楊憲益翻譯研究》為我們提供了一份典型的答卷。2019年是楊憲益先生辭世10周年，也是戴乃迭誕辰100周年。該書不僅從翻譯學的角度系統(tǒng)呈現(xiàn)了楊憲益、戴乃迭夫婦的翻譯實踐及翻譯思想，而且從國家和社會變遷的宏觀語境揭示了譯者的人生道路與政治抉擇。閱讀楊憲益、戴乃迭壯闊的翻譯人生，我們看到的是老一輩翻譯家作為知識分子、文化傳播者以及愛國者的深厚擔當。

作為知識分子的擔當

自古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就有崇尚知識、刻苦鉆研，“為往圣繼絕學”的擔當精神。這一點，在楊憲益的身上體現(xiàn)得尤其明顯。楊憲益1915年生于天津，1928年進入英國教會學校新學書院學習，1934年赴英國牛津大學莫頓學院系統(tǒng)學習古希臘、古羅馬文學及中古法國文學和英國文學，獲希臘、拉丁文及英國文學榮譽學士、碩士學位。從幼年到求學的過程中，他廣泛閱讀、縱橫古今、中西并蓄，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基礎。與此同時，他還從魏汝舟等老師身上感受到中國讀書人正直、真誠、豪放、進取、忠于民族社稷的情懷。業(yè)精于勤，楊憲益的刻苦鉆研，讓他成長為學界難得的精英。195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組織翻譯希臘作品，時任文化部部長的周揚向出版社推薦說：“目前中國（大陸）只有三個人有水平搞希臘、羅馬文學，那就是周作人、羅念生、楊憲益，而楊憲益是可以直接從希臘文搞翻譯的?！睂W有所專，正是作為知識分子的楊憲益鉆研學問、勇于擔當?shù)捏w現(xiàn)。

當前我國翻譯事業(yè)面臨諸多挑戰(zhàn)，高層次專業(yè)翻譯人才嚴重缺乏，尤其是擅長中譯外的定稿人才更為稀少。在這種形勢下，學習楊憲益、戴乃迭夫婦作為知識分子的鉆研精神和學習方法，對于國內(nèi)外語和翻譯人才培養(yǎng)大有裨益。在中國外文局，我有幸與楊憲益先生在同一幢辦公樓共事多年，他一直是我敬重的專家。我曾就如何翻譯好中國古典文學向他請教，他說：“要想翻譯好中國文學，必須先看透100本英美文學原著?！蔽依斫馑@種形象的說法是從自己的學習和成長經(jīng)歷中總結(jié)的寶貴經(jīng)驗?；仡櫧陙砦覈g專業(yè)教育，老一輩翻譯家的諄諄教誨仍然具有現(xiàn)實的指導意義。截至目前，全國翻譯專業(yè)本科培養(yǎng)單位已達272所，翻譯碩士專業(yè)培養(yǎng)單位249所。翻譯專業(yè)人才培養(yǎng)正應該從老一輩翻譯家的人生成長中借鑒經(jīng)驗，戒除浮躁，專心學術(shù)，砥礪技能，學有所長。

作為文化傳播者的擔當

作為譯者和文化傳播者，楊憲益、戴乃迭夫婦專心譯事、筆耕不輟，共同翻譯了百余種中國文化典籍和文學作品，譯文準確、生動、典雅，成為“所有研究中國文化的西方學者眼中的經(jīng)典”。1943年，楊憲益受梁實秋之邀到重慶國立編譯館工作，彼時西方人對中國經(jīng)典還知之不多，梁實秋希望他們能去領導一個部門，專門將中國經(jīng)典翻譯成英文。于是，這項工作成為他們畢生從事的職業(yè)。在半個多世紀的時間里，夫妻二人徜徉于翻譯的海洋，一方面將上百部中國古典及現(xiàn)當代文學作品譯成英文，另一方面將許多外國經(jīng)典著作引進中國。前者包括《詩經(jīng)選》《離騷》《史記選》《唐代傳奇選》《聊齋故事選》《儒林外史》《老殘游記》《紅樓夢》《中國古代寓言選》《魯迅選集》等，后者則包括《奧德修紀》《牧歌》《近代英國詩鈔》《賣花女》等。進入改革開放時期，楊憲益又倡議并全面參與了“熊貓叢書”的翻譯和出版，掀起了中國文學外譯的一個高潮，引起海外讀者和出版界的廣泛關(guān)注。即使楊、戴二人在生命晚期無法再從事翻譯的歲月里，每次見到他們，談論最多的話題仍然是對外翻譯。對于翻譯事業(yè)，他們不忘初心、專心致志，雖經(jīng)歷戰(zhàn)爭和政治運動，依然堅持不懈。對于翻譯工作，他們嚴謹細致，精益求精。

作為學貫中西的文化傳播者，楊、戴二人在中國文化對外傳播的過程中，具有超前的文化翻譯觀，盡力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的本來面目。楊憲益所處的時代，西方世界對中國文化誤解、曲解較多，也常會出現(xiàn)強勢文化對于東方文化的故意誤讀，但他們在翻譯過程中并沒有故意迎合西方讀者的審美趣味，而是采用相對“生硬”的忠實譯法。譯界時常有人拿楊、戴二人翻譯的《紅樓夢》與英國漢學家霍克思的譯本《石頭記》相比較，認為楊、戴譯本過于尊重原文，受縛于原文的文化荷載信息，未能充分考慮譯文讀者閱讀接受，而霍克思翁婿的譯本語言流暢。對此，楊憲益曾在口述“我與《紅樓夢》英譯本”中說，“翻譯不僅僅是從一種文字轉(zhuǎn)換成另一種文字，更重要的是文字背后的文化習俗、思想內(nèi)涵，因為一種文化和另一種文化都有差別……《紅樓夢》是一部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為了西方人真正讀懂曹雪芹筆下的賈寶玉和林黛玉的愛情故事，我們盡量避免對原文作出改動，也不作過多的解釋，在這點上，我們和英國漢學家霍克思翻譯的《石頭記》有所不同。”如此明確的文化傳播意識對于當前我國文化“走出去”和對外翻譯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1953年，作為政協(xié)特邀委員，楊憲益與許多科學家、藝術(shù)家一同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見。主席問他《離騷》是否可以翻譯成英文時，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說“可以”。楊憲益深諳中外語言文化，他的回答絕非自負之辭，而是展示出他對中外語言文化交流和溝通的自信。楊憲益的這種自信，有力地反駁了當前譯界對中國文化可譯性的質(zhì)疑。當前的翻譯語境已經(jīng)發(fā)生了根本變化，由“翻譯世界”轉(zhuǎn)向既要“翻譯世界”又要“翻譯中國”。在此背景下，堅定文化自信，堅持“兩創(chuàng)”方針，忠于翻譯事業(yè)，提高翻譯質(zhì)量，傳播中華文化，構(gòu)建中國國際話語體系，是譯者面臨的全新使命。

作為愛國者的擔當

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風雨飄搖，政治動蕩。在天津新學書院讀初中時，楊憲益曾和同學們組織罷課，反抗外國壓迫。“九一八事變”之后，楊憲益更是帶頭罷課，在家人、同學中廣泛宣傳抗日救亡的道理，立下“愿得身化雪，為世掩陰霾”的宏愿。1937年夏末，抗日戰(zhàn)爭期間，楊憲益擔任牛津大學中國學會主席，除了上課以外，大多數(shù)時間都在倫敦熱心組織抗日宣傳活動，發(fā)表公開演講，組織愛國集會，組織專題講座，介紹中華文明，聲討日本法西斯對世界和平的威脅，贏得英國公眾的廣泛同情與支持。在呂叔湘、向達、王禮錫等中國學人的支持下，楊憲益創(chuàng)辦《抗日時報》，之后又發(fā)起創(chuàng)辦英文雜志《復興》，譴責日本侵略，分析戰(zhàn)爭形勢。留學期間，他始終心系祖國，愛國赤子情懷令人動容。1940年，楊憲益、戴乃迭從牛津大學畢業(yè)，兩人謝絕哈佛大學的任教邀請，回到戰(zhàn)火中的中國。用他自己的話說，“我是中國人，我知道自己必須回去為中國效力。如果我放棄中國國籍，留在國外，我將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十分羞恥?！?950年，抗美援朝戰(zhàn)爭期間，楊、戴二人變賣家私籌集資金，捐獻飛機。他們積極救國、先國后家的品格，正是愛國者的本色。

縱觀楊憲益的一生，無論處于人生的哪一個階段，無論個人境遇如何，始終保持對祖國的熱愛。再次回顧中國翻譯史上的翻譯大家們，玄奘不戀名利、學成歸國，徐光啟經(jīng)世致用、報效國家，嚴復追求真理、愛國興邦，傅雷愛國愛民、誠信篤行，楊憲益潛心譯業(yè)、家國情深……我們看到一代又一代杰出的翻譯家，總是把國家命運和個人事業(yè)結(jié)合起來，踐行“為天下開太平”的愛國擔當精神，在服務國家的同時，實現(xiàn)自身的人生價值。

辛紅娟教授等學者撰寫的《楊憲益翻譯研究》一書，全面梳理了楊憲益的翻譯理念，生動重現(xiàn)了他的翻譯實踐，深刻描繪了他的翻譯情懷。對于我們研究和實踐中國文化“走出去”的翻譯現(xiàn)狀和未來，提供了良好的指導。

今天，新時代的外語人和翻譯人更有義務將個人的發(fā)展融入世界文化交流、民族偉大復興的洪流之中，以知識分子、文化交流者和愛國者的擔當，繼承和傳播中華文化，“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講好中國故事，構(gòu)建中國話語體系。

（作者：黃友義，系中國翻譯協(xié)會常務副會長、《中國翻譯》主編、中國翻譯研究院副院長）